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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

点击数:1092017-05-01 22:40:26 来源: 译林出版社

在2006年,译林出版社出了一部德国小说叫《朗读者》,2009年,它的同名电影获得奥斯卡奖,再次风靡全球。2017年,央视推出的文化类情感节目《朗读者》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

 


《朗读者》这个名字为何仍能在世界引起轰动?

因为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汉娜”,我们依然需要历史悲观论者和人性悲观论者地时时提醒,需要他们不停的大声的“朗读”,促进人类培养这种“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但是我不去做”的能力。

我们永远都是“潜在的汉娜”

《朗读者》系根据首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冠军的同名德国小说改编。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具有深厚的法学背景,他曾在海德堡及柏林学习法律,1992年起任柏林洪堡大学法学教授,并兼任北莱-威州宪法法官。法学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理性和思辨色彩,其中对于汉娜•施米茨的庭审和课堂讨论部分,更是作者的拿手好戏。后来成为大学法律系学生的迈克尔(小说中文版译为米夏)身上,也不乏作者自己的影子,施林克本人甚至还在影片的一个场景中短暂现身。

为什么现在美国电影如此热衷于第三帝国和屠犹的题材?

纳粹或者屠犹题材的作品汗牛充栋,但是《朗读者》的小说和电影,为何仍能在德国、美国乃至整个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按照作者自己的总结,是因为它涉及到了爱、羞耻、谎言、正义这些关系到每个人的主题,涉及到了超越个人化和德国化之上的某些具有普遍性的主题: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的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去;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

施林克出生于纳粹崩溃的1944年,他在作品中立足于描写他这代人的主题,描写战后一代和战争一代之间的关系。这个独特的角度,以及作品的人性深度,将我们每个人都与两位主人公拉近了距离。所以作者说,这本书是写给大众的,无论男女老幼,不管你是知识分子还是实用主义者,也不论你受过怎样的教育,来自什么国家,是否喜爱读书。在谈到为什么现在美国电影如此热衷于第三帝国和屠犹的题材时,作者引用了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哈克特的回答:经历了道德分裂的布什年代,人们强烈向往道德上的一致性,向往清晰有力的善恶标准。作者强调,从这个意义上说,《朗读者》不属于这一系列的美国电影,它关注的是道德、悬念和矛盾冲突。正如小说中写到的:“我想对汉娜的罪行既理解又谴责,双管齐下,只是,这未免太可怕了。每当我极力去理解时,我就有一种感觉,仿佛原本应该谴责的罪行,却变得不是那么应该谴责了;每当我努力去谴责时,我又有另外一种感觉,好像本来可以理解的罪行,却变得不是那么可以理解了……理解和谴责,熊掌与鱼我要兼得。但是,两者不可得兼。”当我们试图对普通个体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行为和选择作出道德评价时,常常遭遇这种强烈的矛盾感、无力感,由此产生的焦虑和彷徨,挥之不去。

 换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

迈克尔的秘密情人、售票员汉娜,和曾经的集中营看守、现在的被告汉娜判若两人。两个汉娜都是她,又不全是她。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人性的两面。心理学家在分析研究大屠杀中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为过程中,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心理学原理:人格分裂或双重人格。一个自我分裂成具有两种不同机能的整体,这样一个自我(冷血杀手)或另一个自我(技术精湛的医师、有家室的男人或尽责的官员)都可以在各自固有的领域内独立行事,基于自由意志和社会关系的特定辩证法调节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奥斯维辛集中营本身就是自由意志的一种体现,这里可以自由实现一切暴行,但同时对于这一自我又必须维持一种社会关系,因为谋杀者必须视自己为正派人、一个好父亲或好同事。心理学家指出,在特定的犯罪情形或生活方式的引诱下,双重人格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人格紊乱。很显然,汉娜也是属于此列。

影片对于欲念的呈现,也和小说一样直接和大胆。汉娜后来提出让迈克尔先为她朗读,然后再洗澡、做爱、并排小睡,这一幸福程序不断地重复,以致让迈克尔、同时也让观众觉得,除此之外,什么都不重要,什么都无所谓。汉娜在聆听时十分投入,朗读成了他们做爱的“前戏”。但到了第二部分,这一细节却成了汉娜所隐藏的秘密的引爆点,之前的浪漫气息荡然无存,而是充满了罪恶和死亡的气息。

迈克尔对于汉娜的记忆,并未随着汉娜的突然消失而消失,但是当他身为大学法律系学生、“集中营讨论班”成员在法庭上再次看到汉娜时,他所熟悉的那个令她魂牵梦绕的汉娜,却倏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对其一无所知的汉娜:她曾在柏林的西门子工作,1943年秋天自愿申请加入党卫队,被录取为看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呆到1944年初,后来被派到波兰克拉科夫附近的一所集中营。那里是奥斯维辛的外围死亡营,她在那里呆到1944年至1945年的冬天。当时她参加了向西遣送集中营犯人的“死亡之旅”。战争结束后,她辗转于多个城市,直至被捕。 法庭针对汉娜的指控集中于两项:一项是集中营里的“选择程序”。每个月都会有固定数量的犯人从奥斯维辛送走,同时又有相同数量的犯人被送进去。其他被告都矢口否认与此事有任何牵联,惟独汉娜老实承认参与选择犯人。法官问她:“你们是否知道是在送那些女人赴死?”汉娜一脸诚恳和茫然地问道:“新人要进来,老人必须要给腾出地方。换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呢?”她似乎不是在讨论人,而是在讨论安置一件无生命的物。她在法庭上以严肃而非胡搅蛮缠的神情,道出的所有那些让人听了哭笑不得的话,与她当年在集中营的所作所为一样,表现出不可救药的愚蠢,让人心生悲哀。“换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这个问题在本书中不停地被提起,不过通常由局外人设身处地地扪心自问,而不是像汉娜这样的当事人来发问,更何况是向法官发问。法官的尴尬和回避表明了一点,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得住这样的问题。

另一项指控是在西迁途中的教堂死亡事件。当时300名女犯被关在一座乡间教堂里,夜里遭到轰炸,教堂起火,但看守没有开门,除了一对母女侥幸逃生外,其他犯人全部被活活烧死。法官问她:“你们为什么不开门?我问过你们所有人这个问题,但却无人作答,现在法庭上有两名受害者,你们必须给她们解释。”汉娜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问。原因很明显,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是看守,对于囚犯,看守的职责是什么?我们不能就这样让她们逃跑。”当法官把她的回答理解为仅仅害怕放走囚犯后被追究责任时,她激动起来:“不是的,如果我们开门,就会一片混乱。我们怎么维持秩序呢?一切都太突然了,大雪茫茫,炸弹落下,熊熊火起,整个村子都着火了,到处都在呼救。如果我们开门让她们冲出来,她们就会全跑光,我们不能那样!我们有职责在身,我们有责任!”责任、秩序,被无可置疑地凌驾于生命之上。在小说里,她再次向法官抛出了同样的问题:换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呢?法官无言地摇摇头。

在法庭上,由于汉娜惊人的诚实和顺从,使得其他被告及其辩护律师转而采取了栽赃策略,把什么事情都推到她头上,就此引出法庭对于两件事实真相的盘问:第一件事是她在集中营里为何有特殊的关照对象。据幸存者的女儿当庭揭露,她晚上把这些人叫过去,装作保护她们,实际上是让她们给她朗读,这是善良的行为吗?此时,随着被告席上的汉娜和旁听席上的迈克尔目光的对接,集中营里的“生死朗读”和迈克尔的“前戏朗读”也终于产生了对接。但这也不过是揭开了朗读之谜的第一重,即它背后隐藏的“罪恶史”。

关于这一件事,汉娜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尽管迈克尔认为她挑选那些犯人惟一可能的原因,是让她们临死前好受一点,但这样的解释并不能减轻她的罪责,也不能减轻迈克尔对朗读这件事本身由此而生的罪恶感——当时被汉娜称为“小家伙”的他,难道是那些被选者的延续?汉娜明知她们会死,怎么能够有心情聆听她们的朗读?她带着这段血腥的记忆,又怎么能够坦然地让迈克尔来接替她们,之后还能和他做爱?需要多大的麻木和冷酷才能做到这些?她是真的爱迈克尔,还是变态地利用她,玩弄他纯真的感情?这些问题都很难找到确切的答案。

影片和小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没有试图让汉娜来亲口解释或者辩护,尽管迈克尔试图向她当面追问和求证:当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在他给她朗读的时候,难道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有朝一日会上法庭、会成为话柄吗?她只是说,她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不了解她,没人晓得她本是什么人,干过些什么事。事实上,个体对于自身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行为,不论是善还是恶,往往连自己也无法解释,他们就像是牵线木偶,身上连着很多根线,被很多看不见的手所操纵。他们的一举一动,确系他们本人所为,又分明不像他们所为,其中主动、自愿的成分占多少,被动、被迫的成分又占多少,根本就难以分清。他们只有行动,没有思想——他们所有的思想其实就是“无思”,这是他们行动的前提。

法庭求证的第二件事,是党卫队档案里关于这起事件的报告,到底是不是汉娜写的。报告中说,看守们简直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教堂在焚烧,其中就有这些被告在内,这顿时引起了其他被告的一致反驳:报告就是汉娜写的,这全是她一个人干的,她这样写是想把大家都拖下水。汉娜否认,并且问:“是谁写的真的那么重要吗?”检察官提议核对笔迹,但当汉娜面前被摆上纸和笔时,她却改口承认报告是她写的。迈克尔为她这一出人意料的行为苦思冥想,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汉娜根本是既不会读,也不能写!于是之前所有的谜团都迎刃而解,包括朗读的第二重谜。但新的谜团又接踵而来:汉娜为什么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掩盖她是个文盲这样一个相比之下无关紧要的事实?她对于自己不会读写的羞耻感大于罪犯的羞耻感吗?保护真相比她的生命还重要吗?

在迈克尔洞悉了汉娜的这一秘密之后,他从一名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他此时惟一可以做的,是把这一真相告诉法官,她绝对不是主犯,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本来准备去看守所和汉娜会面,但是又临时退却了。他没有去救她,其中原因或许有两个方面:一是他认为,她自己没有这么做,说明她根本就不想,他不能自作主张地去做她不想做的事,他没有权力去揭穿她隐瞒了一辈子的秘密——这是“理解”的部分;另一个原因就涉及“谴责”的部分,他从理性上觉得汉娜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与此同时,他也觉得,“爱上一名罪犯使我罪责难逃”。

迈克尔陷入了矛盾之中,既没有勇气去和汉娜见面,又不忍心袖手旁观,所以他后来选择了一种“折中”的联系方式:寄朗读磁带给她听——朗读这个细节再次延续。此时,它在影片中表现出了第三种意味:艰难的理解和宽恕。之所以说艰难,是因为在磁带中,除了朗读,迈克尔没有和汉娜做任何交流,这说明迈克尔的心理障碍、他们之间的那堵墙,始终牢不可破地存在。用小说里汉娜对迈克尔说的话,他的心里还是“搁不下”。这种“纯朗读”延续了18年之后终于有了一些改变,那就是汉娜终于学会了写字,她开始给迈克尔写上只言片语,但迈克尔除了朗读,从未给汉娜回过信。只是在汉娜出狱前一星期,迈克尔才第一次去探监,也是惟一的一次,直至汉娜自杀。

汉娜的书架上有一本书,是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平庸的恶”这一概念,被阿伦特的弟子扬—布鲁尔称为她全部著作的向导,它也是解读与反思汉娜行为的一个核心。正如小说中迈克尔班上的教授所言:“请看清那些被告,你们找不出一个,会真的相信他们当时有权杀人。”

“平庸”如何成为更恐怖的恶?

阿伦特在亲历了艾希曼的审判之后,抛弃了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根本的恶”(radical evil,又译“极端的恶”),代之以“平庸的恶”。“根本的恶”这一概念出自康德,是指这样一种恶,它根源于一种邪恶的动机、作恶的意图、人的邪恶心肠。康德认为,“根本的恶”非同寻常,并且迥异于由于无知或出于善意而造成的失误——阿伦特在早期思考集中营时采用了康德的这一说法。但是1961年的耶路撒冷审判改变了她的看法,使得她不惜陷入观点上的“自我矛盾”。“平庸的恶”的关键点是无思,它不是指没有思想,也不是指粗心,而是指没有共通意识(common sense,康德使用的术语,指人类对某一事物的普遍理解,又称“常识”,与私人意识相对立),或者没有思考能力。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将“无思——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自鸣得意地背诵已经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视为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她在信中如此形容自己对艾希曼的印象:“无论怎么说,这个人的所有方面都是像一块平板一样难以形容的低级,没有价值”。她敏锐地意识到,艾希曼可以背诵道德准则,包括康德的绝对律令,但他不会自问,也不会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我是否还能够容忍我自己?”这就是阿伦特提出的“自我准则”,它被阿伦特视为道德经验的核心。

纳粹女看守汉娜,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将300万犹太人遣送到死亡集中营的“死刑执行者”艾希曼,两人的罪行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正如阿伦特所说的,艾希曼这个人的棘手之处正在于,有那么多的人与他相类似,而这些人却既谈不上邪恶,也非虐待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极其正常,甚至正常得让人害怕。从我们的法律制度以及道德评判标准的角度来看,这种正常比所有的屠杀加在一起更让人恐怖,因为这意味着这类新的罪犯,这些确确实实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是在他们几乎不可能知道或意识到自己是在作恶的情况下犯罪的。阿伦特认为,艾希曼并不愚蠢,“他只不过是没有思想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惟其如此,他才变成了那个时期最大的罪犯之一”。

那么“平庸”如何成为恶,且是一种更恐怖的恶?阿伦特指出了这种恶的关键点是无思,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作恶者被动丧失或主动放弃了最基本的思考能力?

施林克在《朗读者》中写道,所有关于幸存者的文学作品中都谈到麻木不仁,人只要具有这种本领,生命就可以缩减到就那么几件事儿,行为也会变得冷漠无情、肆无忌惮,煤气毒死、炉子烧死也都成了家常便饭。在迈克尔眼里,这些被告现在仍然、也将永远身陷麻醉之中,他们多少已经变作了化石。在以色列国家档案局2009年2月29日首次出版的艾希曼的狱中日记里,他描述了自己在苏联明斯克地区亲眼目睹党卫军用机枪扫倒一大片犹太人的情景。当他驱车深入尸横遍地的杀人场时,看到一条水渠里有位妇女至死仍紧紧抱着一个婴儿。他用力把婴儿拽出来,发现其早已经死了——小脑袋上中了一枪。艾希曼在日记中写道:“回到驻地后,我喝了许多烈性酒。我不能不喝,我必须麻醉自己。”费舍尔分析指出:大屠杀罪行是受到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激励的;个人愿意参与的理由是受着许多复杂的意识形态、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因素作用的,同时还受到纳粹意识形态、个人道德观念的强弱即社会环境的影响。对权威的盲从是德国文化的特性,这作为大屠杀的原因不能被完全否定。纳粹刽子手的行为大都因为遵守命令,但这不能作为他们屠杀无辜百姓的主要理由。他引用弗莱德兰德的话说,在一个只生产尸体的工厂,人很快就会变得麻木,失去和受害者及其他人之间的感情联系。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大屠杀并非人类前现代的野蛮尚未被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为标准,特别是使暴力的运用屈从于理性计算的趋势,早已被认定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因素——大屠杀式的现象必须被看成是文明化趋势的合理产物和永久的潜在可能。他认为,情感可能永远都不会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这一行为是“常规官僚主义程序的产物”。在现代官僚体系的行为模式中,技术的责任代替了道德的责任,行动者的道德关注完全集中于尽职尽责,管理对象早已被非人化了。因此鲍曼在《后现代伦理学》中提醒人们:“道德在理性手中并不安全。”

无德是无思的必然结果。汉娜在法庭上不还在认真地强调“看守的职责”吗?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做得有什么不对。理性完全遮蔽了她的人性与道德,除了工作、职责,她对其他都漠不关心,而且觉得这个工作的内容、结果,都不是她该操心的事情。她所做的只是和其他看守一样攥紧教堂大门的钥匙,300名女犯就是死于她们这一个小小的例行性的动作。在她的脸上,我们看到的是骇人的平静,这种平静正是“平庸”的一部分。无思、无德、无情,这“三无”使普通人沦为冰冷而可怕的非人、恶人。电影和小说引发的一个误解,是其中塑造了一个“好纳粹”,这种误解恰好证明了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这一概念的深刻性和必要性。

知识是否可以、以及何以消灭“平庸的恶”?

《朗读者》中的核心情节,就是汉娜甘愿赔上她的整个后半生,来掩盖自己不识字的秘密,同时捍卫她惟一的、也是最后的一点尊严。但令人汗颜的是,她对自己身为文盲的耻感,远远超过了对自己身为纳粹看守、且因为“职责”而致人死命的耻感和罪感。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汉娜身上的平庸的恶,根源是否在于她是个文盲?她不是文盲又如何?这又涉及到知识、科学、文明、教育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美国神学家富兰克林•利特尔提醒我们,死亡集中营并不是由文盲,无知和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设计并建造的,他们的运行计划也不是由这类人策划的,这个事实给当代的大学带来了信任危机。屠杀集中营跟它的发明者一样,都是很多代人以来全世界最优秀的一个大学体系生产出来的产品。希尔伯格同样说过,纳粹在当时都是受过教育的人——“无论何时当我们思考奥斯维辛背后西方文明的意义,这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鲍曼提醒人们“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失败”——作为一套观念,也作为教化和训练的机构网络。他认为,在使大屠杀得以持续的过程中,科学既直接地又间接地扮演了黑暗而不光彩的角色:在最佳的情况下,它会被证明无力阻挡国家转变为有组织犯罪;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被证明在此转变的过程中推波助澜。

不言而喻,知识、科学、文明、教育与道德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它们之间也不必然同步。强调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知识的意义,结合到影片中来,也并不是要否定汉娜隐瞒秘密、学习读写的意义,而是说,这只是一个起点。对此,小说中有一个重要交代,汉娜在狱中学会读写之后,就马上开始阅读有关集中营的书籍——这是她摆脱无思、摆脱“平庸”,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省、忏悔的关键,也是她学会读写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这比她单纯的脱盲更重要。反之,如果她只是为了可以自己阅读喜欢的作品和故事,以陶冶性情,或者打发狱中难捱的时光,那么,她为此付出的代价便不值,她便仍然处于“纳粹看守时期”以及庭审时的那种低级、蒙昧状态。

如果说影片的改编有什么明显不足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一关键点上不敏感。这样就会让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觉得,汉娜的悔罪是她脱盲后的自然或必然结果,而事实上却不是。大屠杀的教训就是,当人们获取的知识转化为与感情相对立、相排斥的“常识”时,它便有可能引导人们将知识转化为杀人的生产力,它比无知更可怕。因为像汉娜这样的文盲,绝对没有能力去发明和运作现代、高效的杀人流水线,她只会机械、刻板地看住犯人,维护秩序,将他们顺利地送上流水线。她才是真的是“大型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但我们并不能因为齿轮小,就忽视它的作用,没有它大机器就无法运转。所以,大屠杀是机器中各个环节、各个零件密切配合的结果。我们固然不能片面地说,当知识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思考的能力时,它便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但至少这两者同样重要,对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缺一不可。所以知识如果可以消灭“平庸的恶”,那么必须首先消灭“无思”。

影片和小说都没有告诉我们汉娜为什么在出狱前自杀,只是通过女监狱长告诉我们,她没有收拾房间,这说明她从没打算离开这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汉娜学会思考——而不是读写的结果。在《卡波》和《苏菲的选择》中,我们看到,本来有机会在集中营里幸存,或者已经幸存下来、重获自由的两名女主人公,出于同样的道德伦理方面的原因,结果都直接或间接地选择了自杀。那么曾为看守的汉娜,在狱中阅读了关于集中营的大量书籍和文献之后,感觉活不下去,也就并不出人意料了。她出狱后一是无法面对陌生的世界(监狱长对迈克尔说,汉娜觉得现在的世界很可怕),二是无法面对迈克尔(影片中有一个细节:迈克尔探监时,汉娜习惯性地把手伸过去,但迈克尔没有接,她只好尴尬地把手缩了回去,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墙仍然牢不可破),三是无法面对自己,四是无法面对受害者。她失去了重新获得幸福的能力,失去了内心的自由,因此惟有自杀。

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自杀对汉娜来说并非全然消极、悲观、绝望、无奈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解脱和救赎。她惟一的遗愿,就是让迈克尔帮她把旧茶罐里存的钱,转交给那场火灾中同她母亲一起活下来的那位女儿。虽然从表面上看,“我思,故我在”在汉娜身上演变成了“我思,故我死”,单纯从“活着”的角度来讲似乎“不值”,但是她的死,恰恰可以理解为是她对自我、对存在的一种肯定,这是她深思熟虑之后平静、理性的选择,这时——而非她在法庭上隐瞒自己是文盲之时,她才真正获得了生命的尊严,也获得了内心的自由。她是郑重地脱下鞋子、光着脚踩在整齐的书堆上上吊自杀的——从上述角度,我们才能理解这一细节的真正涵义。而迈克尔从他为汉娜之死而盈满眼眶的热泪中,也才终于获得了情感的释放,也同样获得了内心的自由——事实上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在陪汉娜坐牢。因此,到影片最后,他终于有勇气将女儿带到汉娜的墓前,向她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

人类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朗读者》的主题具有普遍性,这是它引起轰动的原因,而“平庸的恶”这一主题便涉及到对于人性及人类文明的反思。

很多学者在解释和讨论大屠杀时,都会不约而同地引用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和津巴多实验。前一个实验又称权力服从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测试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大。米尔格拉姆说,“那些在内心确信他们憎恶偷盗、杀戮和攻击的人,会发现他们自己在权威的命令之下相对从容地干这些勾当。而个体自我行事时不可设想的行为,会在完成命令时毫不犹豫地得到执行”;“阅读战犯在纽伦堡所做的证词记录,我们可以反复地看到这一缺点的出现。我们对士兵、政府官员和顺从的受试者身上所发现的共有的东西,是对服从权威的无限的接受力,是用同样的心理机制来削减屠杀无辜的受害者时产生的紧张。”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埃米泰•埃茨奥尼指出,米尔格拉姆发现了普通人心中“潜在的艾希曼”,因此该实验又被称为是实证艾希曼的实验,而纳粹把整个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米尔格拉姆实验室。

从普通人那里发现潜在的艾希曼,或者潜在的汉娜,并不意味着要把所有人都押上道德的审判席。一旦将潜在和实在相互混淆,那么也就没有正义可言;假如无论谁都有罪的话,也就等于谁都没有罪,而这个逻辑正是艾希曼想利用的。因此,这种“潜在论”的意义,是对普通人提出道德预警,以预防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荣格曾经尖锐地指出,独裁国家最近给人类造成的恐怖,比我们祖先在过去年代里令人类自身感到内疚不适的所有残暴行径的总和,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法律上讲,即使我们不是胁从犯,但由于我们人类的共同本性,我们永远是潜在的罪犯”——我们只是缺少被卷入那种凶恶混战的合适时机而已,否则我们就成了现实的罪犯了。他说,我们谴责德国人已经再次把这段历史忘得干干净净,然而事实上我们也不能确切地断定,与世界大战相类似的事件是否就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再度发生。荣格的观点再次引出每一个大屠杀研究者都会碰到的“惟一性”问题:大屠杀究竟是史无前例,还是仅仅是以前人类历史上种族灭绝行径的再次重复?

费舍尔试图避开两个极端,他指出大屠杀确实是规模空前、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行径,但也必须接受它是自古就有的人类罪恶的历史性体现,因而在将来也会重复出现的事实。他悲观地认为,历史证明人类的本性是丑恶的,永远不要对人类能达到完美的境地抱有幻想。18世纪大多数的思想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大多数人在精神灌输、金钱贿赂和女色利诱之下,都会为几乎任何罪行甚至种族灭绝助上一臂之力。鲍曼同样认为,关于大屠杀最令人恐惧的事情以及我们由此对大屠杀的执行者有所了解的,不是“这”也会发生在我们头上的可能性,而是想到我们也能够去进行屠杀——这不正是“平庸的恶”所造成的恐怖吗?她在《组织的罪行和普遍的责任》一文中指出,对于这种德国国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不能以为“啊,我没有做”就心安理得,应该对人类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而感到震惊,这正是所有政治的思考的前提。对此,鲍曼理想中的拯救之途是: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

对于人性的悲观和乐观,各有各的理由,人类历史便是在这样两种矛盾的声音中前行,它们就像两条永远平行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车轮,抽掉其中任何一根,都有可能造成列车的颠覆。二战、大屠杀渐行渐远,我们眼下惟一能够庆幸的,也就是如此巨大的悲剧至今仍然没有重演。仅仅是如此而已。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未来。因此,我们依然需要历史悲观论者和人性悲观论者的时时提醒,需要他们不停的大声的“朗读”,促进人类培养这种“我什么都做得出来,但是我不去做”的能力。


【责任编辑:甄星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