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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点击数:2022017-04-30 22:39:34 来源: 新京报书评周刊

 


艾希曼:无思是一种罪


1960年5月11日晚,布宜诺斯艾利斯圣费尔南多的一个公共汽车站,比平日下班晚回了将近半个小时的阿道夫•艾希曼刚一下车,就被三个陌生男人上前摁住,扑倒在地,随即塞进停在附近的一辆小车里。


车里的艾希曼没有过多反抗,他似乎已然接受这是命运的安排。已经在阿根廷隐姓埋名了近十年,却在几分钟内对押他上车的人承认,“我就是阿道夫•艾希曼”,他心里明白,“我知道我落入以色列人手里了”。


绑他上车的那些男人确实来自以色列,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和安全机构辛贝特的特工。九天后,5月21日0点5分,以色列国家航空公司“布列塔尼亚”号专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升空,摩萨德特工终于完成他们的任务,把活的艾希曼带回耶路撒冷。


世纪审判

焦点是作为被告的那个人

而非犹太人的苦难


两天后,以色列时任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在5月23日下午召开的议会紧急会议中宣布,因蓄意杀害六百万犹太人而被通缉的艾希曼已被逮捕回以色列,并将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事实上,艾希曼的逮捕令正是本-古里安发出的,他之所以有心安排将艾希曼从阿根廷秘密抓回,就是想给全世界非犹太人上一堂课,也让以色列年轻一代知道,“只有在以色列,犹太人才能安全而体面地生活”。毕竟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看来,“只有犹太人的法庭才能还犹太人公道……国际法庭很可能不会指控艾希曼‘对犹太人民犯罪’,而是控告其在犹太人身上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十五年前的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审判确实如此,并没有特别照顾犹太人民的感受。再加上当时的人们还未来得及从战争的创伤中平复过来,是十五年后这场迟到的审判促使德国人第一次认真思考并决定面对,曾经的“凶犯就在我们中间”。而在此之前,“德国人并不怎么在乎,也不特别关注国内在逃屠杀犯的现状”。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并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


当本-古里安传达,“我们要让全世界各个国家看到,上百万人,只因为他们刚好是犹太人,还有上百万孩子,只因他们刚好是犹太孩子,是如何被纳粹谋杀的”,他其实更企图让这场审判变身一场秀,凸显犹太人民的苦难,从而为以色列这个年轻国家正名。“在这场历史性的审判中,受审的不是一个个体,也不仅仅是纳粹当局,而是整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政府的传声筒,主控官吉德翁•豪斯纳的开庭陈词也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然而无论是本-古里安还是豪斯纳,他们都错误地赋予了审判太多审判以外的负担,正如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反复澄清的,“如果人们把这个被告当成一个标志,把这场审判当作一个借口,目的是要谈论看似比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的问题更为有趣的事情,那么,人们必须得出结论并承认,艾希曼和他的辩护律师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不得不忍受,因为人们需要一头替罪羊,不但是为了联邦德国,而且还为了整个事件,为了这件事促成的结果,为了反犹主义和集权统治机器,为了人类和原罪。”


审判艾希曼现场。由于有不少大屠杀受害者出面作证,以色列政府为防止艾希曼当庭被袭击,将他安排在防弹玻璃后方受审。


所以,当控方力请百余名受害者到场,一轮又一轮举证犹太人民的不幸,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找准自己的诉讼方向。这场审判的唯一对象就是艾希曼,他做过什么,有罪还是无辜,只能把焦点落在他一人身上。如果放弃这样根本的论辩,一味着力将情绪带动到某个高点,则只能如艾希曼本人所期待的那样,充当“人类及其原罪”的牺牲品和替罪羊。


“每个审判的焦点都是作为被告的那个人,他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历史,总是有独特的品质、个性、行为方式和生活境遇。”这才是正义的要求。除此之外的一切,只有当它们成为这个人所涉之罪的背景和条件时,才予以考量。这场世纪瞩目的审判也是一样,务必聚焦在艾希曼这个人身上,才有可能看清真相。


毕竟是有政治的诉求,豪斯纳把犹太人承受的所有灾难都归到艾希曼身上,才能确证这场审判的 合法性,“只有一个人,他几乎全身心地关注犹太人,他的工作就是摧毁犹太人,他在那个邪恶政权的缔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仅限于犹太人事务。这个人就是阿道夫•艾希曼……是这个魔鬼造就了这一切。”


“魔鬼”确实符合很多人心中对这个“死刑执行者”的想象,可是,当你试图纵观艾希曼的一生,会很难发现他身上有魔鬼的那个面向,这也是令阿伦特震惊的地方。与豪斯纳的努力正相反,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极力把艾希曼塑造成一个普通人的形象。


1906年3月19日,艾希曼出生于德国索林恩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为家中长子。几个孩子中只他没有念完高中,可见年少时的艾希曼在学校并不出众。他先后在父亲自家的小煤厂当采矿工人,在奥地利电机公司干销售。加入纳粹党之前,他是奥地利真空石油公司的销售员,这份工作也是一个远方亲戚为他特别争取到的,并且这个亲戚还是犹太人,然而失业高峰期来临时他还是不出意外地被解雇了。


这个出生在一般家庭、自身资质一般的普通少年,1932年4月加入纳粹党成为一名党卫军后,迎来了人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1937年到1941年,他连续得到五次晋升,当上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中校军衔。不久就受命参与并筹划“最终解决”。


所谓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在这段时间里,艾希曼发现了自己非常擅长“组织和协调”,并凭借这一能力出色地完成了“强制移民”的任务,给上级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在“强制移民”中的想法与纳粹在“最终解决”中的方案相当契合——设立一条“高速运作的流水线”——“像一个自动化工厂,一个连同面包店的面粉厂,这一端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犹太人,他也许拥有一座工厂、一家商店或一所银行;走进这个建筑,从一个柜台到下一个柜台,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头时,他便身无分文,没有任何权利,而只有一份护照,上面写着‘您必须在两周内离开这个国家。否则您将被遣送至集中营。’”。


多年的纳粹党内生活,貌似将艾希曼对自我价值的评估建立并锁定在外在的形式而非实质的内容上。就像他并不在乎“强制移民”实际指向什么、意味什么,而只关心这个被指派的任务是否顺利被完成。他对上层成功人士的尊崇与亲近,也从某个侧面呼应了这一点,“他之所以在那些说德语的犹太高层人士面前彬彬有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识到他是在跟一些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打交道”,看来艾希曼真的如他所澄清的那样并不仇视犹太人,只要他们是高层人士。


他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评价也表明了他对“成功”这一准则的格外看中,“希勒特可能千错万错,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这个人有本事从一名德军准下士一跃成为八千万人民的人民领袖……仅凭他的成功,就足以让我心服口服地受他领导”。


在艾希曼的价值排序里,“成功”被置于十分靠前的位置,至少超过“生命”。他曾在战争结束之际向自己的下级吹嘘,“我会笑哈哈地跳进我的坟墓,因为,一想到我已经处理掉五百万犹太人,我就感到极大的满足”。满足是艾希曼很强烈的自我诉求之一,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好像自己赚了五百万一样,杀人和赚钱在他那里似乎没什么两样,在艾希曼眼里都指向他所渴望的“成功”,都是自我能力认可的重要指标。


走在追寻成功路上的艾希曼也并非无往而不利,他也屡屡遭受挫折,和常人并无两样。只是被历史恰到好处地推到了某个点后,一切都变了。


比如,1942年的万湖会议,在这场会议上逐渐成形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让曾经的这个普通人有机会在二十年后坐在这场世纪审判的被告席上,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过的跌宕。然而,这仍然改变不了艾希曼是个普通人、平凡人、正常人的事实。他身上哪有什么魔鬼的影子,但可怕就可怕在,这样平庸的他却参与制造了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恶。


作为审判艾希曼事件的专业观察者,思想家、政治理论家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观点:无思是一种罪。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阿伦特参与整个事件的经过,以及她的思考历程。


阿伦特:智识乃道德责任


“中等身材,体形较瘦,四五十岁的样子,前脑门半秃,牙齿不太好,近视眼,脖子干瘦。整个审判过程中,他一直朝法官席的方向探着脖子(从未面向观众)。他的面部神经性抽搐,令他的嘴早在审判开始前很久就有些变形了。尽管如此,他基本上还是能够克制住自己。”旁听席上的阿伦特看着防弹玻璃背后的艾希曼觉得很滑稽。她专门为了看他才来到这里,却发现心中所念同亲眼所见大相径庭。


汉娜•阿伦特(1906-1975),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备受瞩目的人物。1933年流亡巴黎,流亡前因以犹太人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曾被纳粹关押。1950年归化为美国公民,1951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奠定了她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


在得知艾希曼肯定会在耶路撒冷被审判的消息后,阿伦特主动向《纽约客》编辑威廉•肖恩自荐,希望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参与报道这场审判。肖恩答应了,没有理由错过这份来自专业学界的公共观察。“她可是写出过《极权主义的起源》的阿伦特”,这本1951年出版的分析极权主义和专制政体的论著,让阿伦特成为被当时思想界和舆论界都接受和认可的政治理论家。


为了前往以色列观摩艾希曼审判,阿伦特不得不调整当年的工作日程和计划,她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信中解释道:“我想您会理解为什么我要报道这次审判;我错过了纽伦堡审判,我从没有亲眼看到这些人,而现在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了。”


阿伦特要把握住这唯一的机会,因为这场审判对她理解过去发生的一切至关重要。纳粹极权下的人们到底怎么了,这个世界怎么做到在一天之内,黑白颠倒?整个纳粹党上下究竟拥有怎样的魔力能吸引众多民众为之疯狂,为什么曾经令她尊敬爱慕的导师海德格尔也在希特勒上台初期主动示好?


阿伦特本人就是犹太裔,她的祖辈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流亡巴黎之前,她也曾因协助犹太组织而被纳粹官方关押至集中营。极权主义这场政治灾难以及犹太民族所经历的厄运是此后一直贯穿她整个政治哲学思考的主题。她自己也想看看,是什么让这个在战争结束十五年后才被押上犹太人法庭的罪人,曾经爆发出那么强烈的邪恶力量。


这就是阿伦特的最初设想。和全世界蜂拥而至的记者一样,渴望在艾希曼身上找到特别的地方。在她看来,那就是专制制度下的杀人者所共享的一种“极端的”“彻底的”恶。阿伦特曾在自己多部著作里提到这个概念,《极权主义的起源》里她写道,“我们可以说,彻底的恶与一种制度同时出现,在这种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样变成了多余的。操纵这个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是多余的,极权主义的杀人者最为危险,因为他们连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关心自己是否生活过、是否出生过。”


然而,艾希曼让他们失望了。正是这失望让阿伦特意识到,“恶”不一定是极端的,很有可能平庸无奇。一年后,阿伦特为这场的庭审撰写的报告以五篇连载的形式在《纽约客》上发表。1963年5月,它们集结成册首次在美国出版,书名就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报告》。


这是阿伦特第一次提出“平庸的恶”的概念。她在1963年9月20日写给好友玛丽•麦卡锡的信中提到,“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平庸的恶’这个表达方式是相对于我在”极权主义“中说的‘极端的恶’(radical evil)提出的。这个话题很难在这里展开,但它确实很重要。”


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结尾的附言中写道,“当我说到平庸的恶,仅仅是站在严格的事实层面,我指的是直接反映在法庭上某个人脸上的一种现象。艾希曼不是伊阿古,也不是麦克白;在他的内心深处,也从来不曾像理查三世那种‘一心想做个恶人’。他为获得个人提升而特别勤奋地工作,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任何动机。这种勤奋本身算不上是犯罪,他当然绝不可能谋杀上司以谋其位。他只不过,直白地说,从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并不愚蠢,他只不过不思考罢了——但这绝不等于愚蠢。是不思考,注定让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如果这很‘平庸’,甚至滑稽,如果你费尽全力也无法从艾希曼身上找到任何残忍的、恶魔般的深度;纵然如此,也远远不能把他的情形叫做常态。”


恶之平庸

根源是无力思考以及拒绝思考


“是不思考,注定让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人之一”,这是阿伦特在旁观完艾希曼审判后作出的判断。是诸多平凡之人的不思考以及拒绝思考,把自己本应该承担的思的责任拱手相让,才让庞大的作恶机器做工精良,运转流畅。


表达力的匮乏、思考力的缺失才是艾希曼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源头,阿伦特写道,“你听他说话的时间越长,就会越明显地感觉到,这种表达力的匮乏恰恰与思考力的缺失密不可分;确切地说,他不会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之所以无法同他进行任何交流,并不是因为他说谎,而是因为他周围环绕着坚固的壁垒,屏蔽他的言辞和他人的存在,从而帮他一并拒绝着真相。”


艾希曼曾经为自己辩护道,“他身边没有良知的声音”,他周围没有人提出抗议,也没有人拒绝合作。他看不到哪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真正反对“最终解决”。甚至连犹太人委员会元老也参与提供车厢的乘客名单,“犹太人登记姓名,填写大量表格,回答关于个人财产的海量问卷,从而使财产没收流程变得更加顺畅”。

 

这也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令阿伦特备受争议的地方之一,当她暗示,假如根本不存在犹太人的组织或犹太委员会,有更多的犹太人会保住性命,“犹太人无论在哪里生活,都有公认的犹太领袖;而这些领袖,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出于何种原因,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同纳粹合作。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的确没有组织、没有领袖,那么就会乱象丛生,灾祸遍地;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总数则很难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之间。”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引发的争议和论战是空前的,那段时间整个欧美知识界的公共讨论都无法完全脱离艾希曼审判这个母题。阿伦特也为此承受压力、批评和质疑持续近三年。犹太人无法接受阿伦特对犹太人事务局在纳粹“最终解决”中扮演角色的评论,在他们看来,“牺牲者和刽子手不应该负有同样责任”;阿伦特着力把艾希曼刻画成“平庸之人”在反对者看来有为艾希曼开脱罪责之嫌。然而阿伦特从未表达过艾希曼不应该受到严厉的审判。这场误解的范围是极广的,包括她曾经的同事和朋友,他们因为阿伦特“不爱自己的民族,是一个自我憎恶的犹太人”要同她绝交。


在众多的反对声和不理解中,最让阿伦特感到伤心的是老友科特•布鲁门菲尔德在临终前都不接受自己。布鲁门菲尔德曾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秘书长,阿伦特在理论上最初关注犹太人问题就是受到他的影响。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在《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中提到,由于布鲁门菲尔德已重病入院,其实并没有读过阿伦特发表在《纽约客》上的系列文章,只是“听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很多报告”就让他很气愤。1963年5月初,阿伦特曾专程飞往以色列探访,然而仍然愤怒的布鲁门菲尔德在临终前拒绝了她的探望。


阿伦特在给玛丽•麦卡锡的通信中不断强调,“我的情况是:我写了一篇报道,我不持任何政治立场,无论是作为犹太人还是别的……我的报道里根本没有‘观点’,只有事实和一些结论……” “我关于艾希曼的平凡性的‘基本概念’与其说是一个概念,不如说是对现象的忠实描述……”她试图通过提供一个客观的视角,呈现有关艾希曼审判的事实和真相,这也是为什么阿伦特在反对者看来对犹太人的苦难那么冷漠,因为在阿伦特看来,这是自己接近事实真相从而作出正确判断必须摒弃的情感羁绊。


阿伦特并不无情,她拒绝爱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因为这些宏大的抽象的概念极易把人变成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这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她倾向于多而不是一,爱一个个具体的人,这才是她爱这个世界的


【责任编辑:甄星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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